“产品”危机

　　一般来说，大学的培养目标有两个，第一个目标是培养“专才”，第二个目标是培养“通才”。专科类大学，如财经类大学、邮电类大学等，负责培养“专才”，他们在专业领域内的事务性工作上更占优势；综合类大学往往立足于培养“通才”，他们专业的跨度大，涉猎领域多，学术上的准备宽，更适应高层次的发展要求。大学生产品质量不合格问题，一是“专才”不专，大学生普遍缺乏专业经验，专业知识落伍，教材多年不更新，上海某高校电子商务教材居然比香港高校落后十年，“通才”不通，文理兼通者凤毛麟角，二是学科设置不能与时俱进，大学生所学非企业所用，自然成就了今天的就业危机。比如企业急需大量游戏开发人才目前只有民办学校在培养。

　　那么，大学生产品质量究竟合格不合格呢？按培养人才的要求不合格，既不是“专才”也不是“通才”，而按培养普通劳动者的要求则是合格。教育部学生司的负责人曾说：“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不能再自诩为社会的精英，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人家香港的大学呢，按中文大学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周陈文琬的话说，“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能管理香港和内地，还能管理世界。”[更多]

　　于是，我们不禁发问，中国大学的培养目标究竟是什么？我们的国家已经奢侈到了用大学去培养普通劳动者的地步吗？如果仅仅是为了培养几个保姆、保安，何必还煞费苦心地办高等教育？中专、职高就足以应付。如果仅仅是为了当个“蓝领”，有谁会自讨苦吃地挤那高考的独木桥，有谁会选择上大学？教育部门如果对这些根本性的东西连最起码的认识都不具备，那还何谈教育振兴、教育改革？

经费危机

　　看来，教育产业化行不通，要发展还是得靠政府投入。政府投入不足，教育缺钱缺得狠：国外大学特聘教授年薪40万美金，北大特聘教授一年才给20完人民币，连1/10之一都不到，怎么能请得来好人才？到最后只能请些讲座教授来充数。2002年，我国对教育的总投入占GDP3.3%，低于世界4.2%的平均水平。2003年，全国高校教育收费400多亿，国家财政投入才700多亿。以此计算，学生家庭分担的高等教育年度投入比例高达35%左右，即使按照发达国家现阶段通行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摊原则，这一数字也高得惊人。[更多]

　　国家投入不够是因为没钱，还是因为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不够？恐怕现在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钱。今年，我国的外汇储备有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稳坐最大外汇储备国的宝座；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这意味着全年中国财政收入有望超过4万亿元大关。这么多钱，与其几千亿几千亿地填进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黑洞，不如投向高等教育。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在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尚能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以支持西南联大等多所大学的发展，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可以呢？近日，清华大学宣布将从今年开始免除特困生全部学费，但愿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更多]

体制危机

　　刘道玉先生出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尝试了许多新的教学制度，其中，除了插班生制度是经过国家计委批准以外，其他如学分制、主副修制、双学位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等等，都没有请示任何部门。他坚信这是一个校长应有的权利。而2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些省规定不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实行学分制，岂不可笑？

　　如果不及时改革，我国高等教育的危机在10年以后会比现在更加严重，因为现在培养的10多万基本上不合格和学风不佳的博士，将会充实到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由这些不合格的博士再培养出更多不合格的博士，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国的教育和科学水平还要下降，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还要拉大。当今世界的强国哪一个不是教育强国呢，而中国强，强的是GDP，GDP靠的是投资拉动靠耗费资源，这始终不是一条可以持续走下去的路。[更多]

　　北大人才造假事件是近来的一个焦点。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指出，北大标榜引入的海外人才，长江学者，其实在国外仍有全职，全职意味着九个月的时间在一家大学工作，那么一个人如果有两份全职，哪有足够的时间？引进人才当然是好事，事实上海外的人才现在确实要比内地的人才出色，但关键引进真正的，愿意把绝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国内的学者，而不是沽名钓誉。至于，北大为什么请不到这样的人才，是提供的待遇不够好还是人家压根看不上中国的大学，我们尚且无从得知。[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