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00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我们不能不对未来充满忧虑。今天,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有6个劳动人口供养,到2040年则只有2个劳动人口供养。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体制下,这意味着,我们今天缴纳的养老金,可以使今天的老年人过着相对舒适的生活,但当我们退休时,得到的要少得多。目前，我国养老金的缺口已达2.5万亿元。这不仅令我们后顾堪忧,也为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的支付负担。如果不能加强债务与赤字管理, 高资金使用效率,滞胀或恶性通胀并非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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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的人口老化来得更突然、更猛烈。对于一个强烈依赖制造业、人均收入每年不足1000美元的人口大国,老龄化可能是一个比工业化更难应付的挑战。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将对制造业的分布、资金的趋势、世界储蓄率的变化以及各国移民政策,带来重大且目前尚且难以量化的影响。而且,中国的老龄化时间基本上与以欧洲、日本为首的发达地区的老龄化进程相重合,更加大了这一难题的复杂性。 <<详细>>
从全世界130多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水平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的关系看:随着人均GNI的提高,老年人口比例也不断提高;当人均GNI达到一定水平后,老年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
根据联合国提供的预测数据,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会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图2)。从绝对数量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峰值,为10亿左右,然后会逐渐下降。具体来看,2000-2030年,中国15-24岁和25-39岁年龄组占总人口的比例会持续下降,与之相反,55-64岁年龄组的人口比例处于上升趋势,40-54岁组的比例则是先升后降。也就是说,不仅中国的人口整体上趋于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本身也呈现老龄化的趋势。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同样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2013年左右达到最高值72.1%,从绝对数量看,在2016年左右达到最高值,为9.97亿左右,随后将逐年下降。
这整个变化轨迹,将形成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性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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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口老龄化等原因,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如今更达50%。由此会引发金融泡沫,也无法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所以,摩根士丹利的谢国忠提出,中国有必要将储蓄率降至35%。他拿出的政策方案包括:资产私有化,给予农民土地所有权,提高最低工资,将政府支出重点由经济建设转向教育和医疗领域。
中国国民储蓄率从1980年开始持续增长,并始终保持在30%以上,很长时间还在40%甚至更高水平,远高于多数国家通常在20%以下的国民储蓄率。中国居民储蓄中,70%为储蓄存款,并一直保持高比例的增长,银行的资金一半以上来自居民存款。由此导致中国金融市场中间接融资比例过高,银行信贷占了90%,其中国有银行占70%,而直接融资比例不足10%。国有银行之所以能在真实资本极少得到补充且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保持稳定,主要是因为国家与居民在特殊的改革背景下建立起了奇妙的资本联盟。在此联盟下,居民高储蓄为银行及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但是，今后,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居民储蓄将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据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徐滇庆教授估计,大约在2012-2017年间,中国的储蓄率将出现明显下滑趋势。
储蓄率的下滑,将带动中国投资率下降.只有当储蓄的增加都转化为生产价值的投资时,经济增长的速度才能提高。老龄化将耗费大量的储蓄用于养老,因此直接的后果必然是投资率的下降。而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下降也必将导致资本供给减少,加上我们仍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经济处于粗放的数量增长阶段,生产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相对比较有限,因此经济增长将受到很大制约。而一旦经济衰退出现,就会导致劳动者收入的下降和资产价格的下跌,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会进一步上升,储蓄存款下降和提款增多。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资金积累严重不足和“空账户”大量存在的背景下,银行资产质量就会成为更加严重的问题。
详细阅读：资金短缺威胁储蓄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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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中国的储蓄率必然会出现下降趋势,这将导致投资率的下降。老年人保守的投资风格,也会制约股市活力,中国证券市场可能遭遇资金短缺的瓶颈。因此,这一市场的参与者有必要改变浪费金融资源的现状, 分利用当前股权分置改革的机遇,规范市场,提高回报,降低风险,吸引大规模的社保资金入市。由于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的发展休戚相关,两个市场的互动创新,将有助于金融体系的完善与资本市场效率的提升。
养老金改革与资本市场改革相辅相成、相互推动,为解决老龄化危机、稳定金融市场、提高市场效率、确保经济增长提供了有效途径。
一方面,养老基金的发展可以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首先,其作为金融中介将社会零散资金集中投向资本市场,能够扩大资本市场的规模,强化长期投资,优化资本结构,而且,随着机构投资者的份量大大增强,可以推动金融的自由化、市场化和金融机构的业务渗透。第二,能够积极引导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产品的创新。第三,促进由银行导向型的金融结构向证券导向型的市场结构发展,催生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制度变迁,推进会计、审计技术的发展,拓展金融监管的内涵与外延,促进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市场质量的提升。
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发展也直接影响养老基金的发展及调整。其一,资本市场的良好业绩将极大促进养老基金的发展。其二,资本市场的波动直接影响到缴费确定型(DC型)养老金计划的发展程度。其三,投资风险的增大使政府必须充分估计DC计划中由员工承担基金投资风险的限度和能力,使之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有效防范资本市场的投资风险。其四,资本市场的成熟度、金融机构监管系统的完善程度和风险控制能力将影响养老基金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资本市场发展处于初创时期,无论是资本市场规模、投资工具种类,还是金融体系的监管能力、监管规则的完善等与发达国家均有很大差距。在此背景下,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对养老基金有更明显、更直接的影响,资本市场的潜在系统风险有可能为养老基金
然而，在我国,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体制不完全、市场结构不完全、市场功能不完全、监管不完全、交易主体不完全),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分红能力弱,市场投机性强,证券投资不是人们的主要投资选择。老龄人群由于消费支出的增加和支出时间的不确定性,对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要求非常高,其投资理念更加谨慎和保守,因此,势必不断远离高风险的证券市场。所以,整个社会的老龄化,将使对有价证券的投资比例大幅度降低,最终会导致资本市场的资金外流甚至短缺。
详细阅读：养老金与资本市场需互动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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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老龄化也可能成为全球低利率游戏的终结者。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在 2015 年左右达到峰值后会逐渐下降 , 中国劳动力短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陶冬认为,十年后,中国政府没有了就业的压力,也便没有了增加外汇储备、干预人民币汇率的动力,支持美国债市的资金自然变少,美国债市在2015-2020年前后可能暴跌,由此可能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
中国的高额外汇储备支持了美国以至全球的低利率。但是，亚洲外汇储备的急涨,不可能是无限期的,要么美国政府对目前的双赤字政策作一个根本的纠正,要么继续拖下去,直至亚洲不再支持这场游戏。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很可能是这场游戏的终结者。今天中国为了就业和出口,不惜代价地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但是十年之后,中国劳动人口比例开始下降,国内服务业的发展还可能令劳动力短缺提前。没有了就业压力,中国便没有干预人民币汇率的动力;如果人民币完全自由浮动,亚洲其他国家也不必像今天这样干预汇率。亚洲外汇储备增速回落,支持美国债市的回流资金自然变少,届时美国债市利率可能急涨,甚至出现金融危机。
陶东预言：“十年后廉价中国制造品开始退出世界市场;2015-2020前后,美国债市暴跌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金本位在2030年重临;十几年后,各国放宽移民限制,年轻人成为争夺的资源。这些并不意味着世界的末日,不过那个世界和今天的大不相同。”
详细阅读：中国老龄化终结全球低利率游戏
延伸阅读：制度创新应对老龄化 |
策划：和讯网专题组 制作：艾简 2005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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